沙椤双树

　　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阿·阿特在描述蒙古侵入中、西亚地区时曾经说：“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发生那么可怕的事，哪怕是接近这样的灾难也没有……人类哪怕到了世界末日，也再不可能看到其它类似的灾难了……即使是对抗救世主的恶人，也不过是消灭那些反对他的人，还会饶恕跟随他的人。然而，这些（蒙古）人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伶恤，他们残酷地杀害了妇女、男人和儿童，甚至切开孕妇的肚子，把里面没有出生的婴儿杀死。” 在蒙古帝国征服中国的过程中，至少造成了6千万人民的死亡，更不知道有多少人民被掠夺成为奴隶，有多少妇女惨遭强奸后被杀害。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游牧的牧民们接受现代文明前，儿子可以收继父亲的妻妾，杀掉无用的老人，部落之间为了争夺水源和草场互相斫杀，也就是说他们还处于野蛮人的阶段。草原上人口的增长始终缓慢。在汉文明地区的汉人已经发展出社会分工，农工士商各安其位，不断创造财富，在耕地上手创自己幸福的生活。然后汉文明地区富裕繁荣与游牧文明地区形成了巨大差别，牧民们在生存的压力下，开始尝试掠夺汉区，有时成功，有时失败，而且汉区人民的反击也是很厉害的，有时能千里出击、扫荡梨庭，所以有勒石燕然，封狼居胥的故事。牧民们发现各部落联合起来抢劫可能更有成功的把握，于是形成了部落联盟，把矛头指向了南方，这个时候汉文明的恶梦开始来到了。骑马的牧民们先后形成了好几次联合的抢劫，最大的一次当属蒙古人的联合，这一次他们成果丰硕，几乎整个欧亚大陆成为他们的猎场。汉文明成了他们手中最大，最精致的猎物，这个时候的汉文明在宋王朝时期。
　　崖山之后，宋朝灭亡，中国可以说已不存在。当然，文化还是艰难的在民间存在着，游牧的蒙古人基本上不接受汉化，汉人却面临着胡化的危险。

　　在中国唐宋社会日新月异地发展的时候，中国北方的蒙古高原也发生了变化。北方草原被讲突厥语的突厥民族控制，在经过唐代的沉重打击后，回纥部落奋起赶走了突厥在蒙古高原的统治，成为草原的霸主。不久讲突厥语的黄种人部落吉尔吉斯和回纥结仇，用重兵击败了回纥政权。于是大量出自东胡系统的蒙古语民族，先后迁移到出现权力真空的蒙古高原，从此成蒙古语部落游牧和争斗的地方。回纥所征服的西域民族，具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回纥征服者被当地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吸引，接受了当地的文明管理方式，不再以游牧和掠夺为生存手段。契丹政权曾邀请回纥回到蒙古草原，但是回纥人已经乐不思蜀了，他们扮演了各游牧民族在文明地区内应的角色。从此以后，草原游牧民族不仅仅可以向汉民族学习和掌握新的武器技术，而且可以从西域学习和掌握汉民族没有的武器技术，消弱了汉民族对游牧民族的武器优势。为中国后来的空前绝后的灾难，埋下了不幸的伏笔。这在有关成吉思汗祖先事迹的记载中有充分的描述。

　　若拿起一幅“清明上河图”细细揣摩,则不得不感叹，赵宋确实是一个适合居住的时代，汴梁固然是清平的花花世界，便是“暖风熏得游人醉”的杭州，也引来了强盗的觊觎。柳永的一曲小调夸夸杭州的“重湖叠崦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就让完颜亮立志“立马吴山第一峰”。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这是陈寅恪的话。李约瑟：宋代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谢和耐（Jacque Gernet）：宋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既然这是文艺复兴，那么这样的复兴为什么在后来终止了呢？为什么没有如欧洲发生的那样走上持续复兴道路并进而走向新兴资本主义道路？历史在我眼前渐渐模糊,仿佛永远也看不清他的真正面目。一声叹息。
　　赵匡胤向后周的孤儿寡妇下手篡夺江山的时候，绝对想到了他的子孙也会面临这种局面的可能性，因而在制度上作出了种种安排，以防止体制内异己力量的崛起。赵匡胤采取了种种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概括言之无非崇文抑武。其军事机构叠床架屋，一二年内驻外军队即换防，其领军将领亦定期更换，使“兵无长帅,帅无长师”，然而却生了另外一个弊端,即“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埋下日后抵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迭遭失败之伏笔：文官领军，文人固然少有倚兵自重之心，但是在周边群狼环伺的情况下，仍然不敢重用武将，则是自寻死路。有宋一代，作为武人，其境遇是比较凄惨的，上头猜忌不说，民间也渐生鄙视之心，“好男不当兵”的俗语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流行起来的。可能是成熟文明的通病吧，社会精英都聚集到文人那边去了，从事文学、历史、科技或者官员的工作的人的待遇和前途要远远好过于做一个职业军人。如果宋人了解今日执政集团的文宣手段，他们一定可以鼓起更大的声浪大肆宣传“13年来的成就无与伦比,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云云。
　　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光辉灿烂的时代, 诸如天文学、数学、医药学、机械学、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造船技术等方面成果累累。文学、史学、哲学和艺术也发展到新的高度。当时涌现出众多的科学家、发明家、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画家和诗人。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就产生于这一时期。《太平御览》和同时编纂的史学类书《册府元龟》，文学类书《文苑英华》和小说类书《太平广记》合称为”宋四大书”。公元1078～1085年,宋朝的《埤雅》中,对265种动植物作了解释（陆佃）。公元1163年，中国宋朝已开始金鱼家化的遗传研究。公元13世纪，宋朝发表《洗冤录》，内容是尸体检验的各种方法，对于普通的城市小市民而言，宋朝是一个适合居住的时代。州桥夜市煎茶斗浆，相国寺内品果博鱼，金明池畔填词吟诗，白矾楼头宴饮听琴，一座汴梁城中，处处皆是“情调”。南宋都城临安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从浙江及其他州郡前来的货船，络绎不绝。此外，平江、建康、鄂州、江陵等沿江城市，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墟市则比北宋更加普遍，仅广东一路就有墟市八百个，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业的繁荣。南宋国内贸易比较发达。南宋政府在淮河沿岸及西部边地设立市场，称为榷场。除榷场外，民间私下交易的数量极多。在今吉林、内蒙古等地的墓葬中，均曾发现南宋湖州制造的铜镜。在内蒙古西部黑水城遗址中，也曾发现福州刻印的书籍。至于景德镇和龙泉的瓷器，更是遍及全东亚。南宋的海外贸易也超过北宋。高宗末年，市舶收入岁达2百万贯，超过北宋治平年间岁入63万贯的两倍多。由于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货币铸造供不应求。在对外贸易中，铜钱又大量外流。纸币日益代替铜钱，成为主要的交换手段。而宋朝的土地政策亦加速了这一进程，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不抑商的朝代，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
　　宋的农业在宋金并立时期已经非常发达，南方的水利事业大大超过北方。南宋时，植棉区已不限于两广和福建，逐渐推广到长江和淮河流域。由于经济作物的逐步推广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宋代特别是南宋，无论在官田上或私田上，采用货币折租的形式也有所增多。
　　宋代政府不遗余力地发展对外贸易。最初指定以广州、明州、杭州为外国贸易港，并在这些港口设置“市舶司”，处理征税与管理对外贸易的一切事务。宋代对外贸易输出中，最大宗的是陶瓷器，南宋龙泉青瓷器的烧制技术，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中国陶瓷史上是一个辉煌的时期。龙泉的青瓷大都在泉州出口，由中国或外国商船运输到海外去。
　　宋朝发达的经济、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因发达的经济而产生的新阶层和新思想，都在预示着质变将要到来。中国将向一个新的高度跨越。但这个高度不一定就是欧洲的资本主义，但应该更合适中国。虽然，不如西欧那样因邦国林立的竞争带来的所谓的公民社会，以及罗马法的立法的精神，但是宋王朝的市民社会确实发展到了一个比较发达的阶段。
　　然而以上种种在游牧的蒙元入侵后被完全毁坏，这个可怜的处于中国式封建文明的最高阶段的社会的发展嘎然而止，蒙古人的来到，杀死了一半的中国人，剩下的另一半为他们种地、做工、提供奢侈品，处于种族隔离的藩篱之下，成为蒙元帝国治下最下等的一类人。帝国的统治阶层在95年的统治中，基本上没有接受汉文化，帝国上层的官方语言不是汉语，帝国上层内部对于大量接受汉族中国人进入政府的前景显然是恐惧的，所以后来又取消了这种中国式的文官选拔制度。
　　帝国对数量众多的中国人始终是持怀疑、排斥的态度，除了提供粮食和其它维持社会生活正常运转所必须的生活用品以及提供赋税，似乎蒙元帝国的蒙古统治者无法发现汉人的其它价值。而且热爱自由的中国人的反抗也是此起彼伏。所以蒙古人抑止不住喜欢杀人的野蛮本性，定期屠戮中国人。这种酷政只是在担心激起更大民变的情况下才被取消。这方面的不良记录可以一直追溯到蒙元开国时，就有蒙古统治者提出杀光汉人的对策，只是在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才的委婉劝说下才停止这个动议。而耶律楚才只能使用这样的理由：试问杀光所有的汉人，谁来为我们种地？我们向谁收税？
　　蒙古人两手空空来到中国，将中国人民作为他们的电池，寄生在中国土地。虽然蒙古人最后两手空空回到草原故地，但他们已经骑在华夏人民头上残酷杀戮和作威作福百年。今天的许多中国人还以蒙元为荣，这是一个绝大的讽刺，当年那些被奴役屠杀的人们是无法理解他们的后代为什么会如此“宽容”亦或下贱的。